如歌岁月

 

    数月前母校《潍坊学院校友风采录》编辑部来函约稿，思虑再三，总觉得无啥可写，意欲婉拒。前几天，同窗好友、留校任教的法学院刘桂宗教授，在电话中，以对母校态度的高度施压，令我必须写点东西。真情难却，只好从命。

    回首30年的成长路，几多怀念，几多感慨。

 

 

    1978年10月，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届大学生，我考取了昌潍师专政史系政治专业。

    “少年”得志。我们这届同学的年龄结构相当特殊。有近一半是“文革”前“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实际年龄最大的34岁，最小的只有17岁。我来自农村，24岁。“文革”期间，许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因不符合“根正苗红”的标准，无缘高校深造。恢复高考制度后，大家如愿以偿，深沐春风雨露，深感幸运之至，大有青春焕发、“少年”得志之感。

意气风发。“少年”得志，自然就意气风发。每个人都在畅想着未来，规划着理想，做着五彩缤纷的梦。进校后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投入到校园火热的学习和生活中去。在校学生会主办的大型宣传栏上，我发表了一篇不伦不类的抒情诗歌《让理想插上金色的翅膀》，大意是：火红的年代，希望的田野，每人都有美好的理想，她象少女一样动人，令人神往和追求，让她插上金色翅膀带我们翱翔。一首小诗竟引起了相当的反响。有的积极评价，有的为一向深沉自重的我要拥抱“少女”而惊诧。这大致代表了我和多数同学的心态，大家思想比较活跃。我们系虽只有50名同学，但在全校文艺汇演、演讲比赛、体育竞赛等活动中成绩大都名列前茅。连从没参加过运动会的我都勇夺百米赛跑第四名。一群老“少年”，生龙活虎。

    潜心求学。同学们倍加珍惜梦寐以求的机会，如饥似渴，潜心学业。节假日或星期天，教室、图书室、宿舍、树荫下等到处都是读书的场所。为求真知，学习讨论的气氛相当浓厚，大家经常为一个理论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有的同学居然勇于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挑战。

 

 

    1980年7月，作为省委组织部首批调干生，我毕业分配到寿光县留吕公社，先后任公社团委干事、副书记。在这片“广阔天地”里，学到了新知，得到了锻

炼，积累了经验，受益匪浅。

    第一位老师。我报到的第三天，就来到了斟灌片。我们“片长”叫耿荣林，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管委会主任，50多岁，为人耿直、正派、敬业，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作为县、社指定的“导师”，他对我关怀备至，言传身教。白天带我骑车到处检查指导工作，晚上与我促膝长谈，传授多年的工作经验和教训。他特别嘱咐我要吃苦耐劳、虚心下问、为人正派、对群众要有感情。他确实是一位公而忘私、克已奉公的好干部。他工作要求严、节奏快，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带着我白黑在基层摸实情、办实事、解民忧，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我离开留吕后两年多，他就累倒在病床上一直没有起来。遗憾的是，分别之后，再没能见这位良师益友一面。

    第一次考验。到基层后，第一次遇到的真正考验，是1981年冬季的“包产到户”。此前，我国农村的土地一直由生产队统一管理、耕作，这种管理体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1981年冬，根据中央改革精神，推行“包产到户”，就是把原来统一耕作模式改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当时阻力很大，农民尤其是基层干部，习惯了传统模式，而且从心底里对“社会主义”充满着深厚感情。“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我负责一个村的“土改”试点工作，深感责任重大。首先要解决的是干部群众的认识问题，好在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又学过政治专业，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关系与农村实际结合上还能得心应手，大会小会作动员，确定重点对象逐人逐户讲道理。其次是合理确定土地承包原则与方式、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收益分配比例、集体与农户的权益与责任等利益关系和管理模式等重大而具体的问题。然后就是“分田到户，责任到人”的具体操作。试点的成功受到上下一致好评，也使我经受了考验，增强了信心。

    第一次惊魂。1982年麦收时节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屯上村开会。一点半左右，只见东南方城里大队浓烟滚滚。当时还没有移动通讯工具，我骑自行车飞速前往。等我赶到时，已是一片火海，整个生产队麦场连同场房化为灰烬。公社党委杨书记呆立一旁，面色铁青。我大气没敢喘一口。当晚，全县“三夏”防火会议召开，数百官员云集留吕，一片肃杀气氛。调查认定，火灾是因为麦场临时线路与树干摩擦产生电火花引燃麦垛。事发时，注意力都在灭火及善后处理上，静下来后确实后怕甚至恐惧。尽管损失惨重，侥幸无人员伤亡。假如不是发生在中午大家都回家吃饭，假如不是刮正南风、再偏东南10度，城里、斟灌、北城西三个村将会火烧连营，后果难以想象。果真如此，从公社到大队我等一干人将成为千古罪人。此事也给我深刻警醒：办事要扎实、缜密，稍有疏忽可能铸成大错。

    第一次流泪。在留吕工作期间，与基层干部群众朝夕相处，关系融洽，情同手足。房东卜大娘待我如儿，嘘寒问暖，关心备至。手把手教我包水饺、擀面条、烙饼、炒菜（我们是自炊）。甚至背着我，用扶乩的方式（迷信活动），向毛主席请教我的前程、婚姻等问题。乡亲们做了好吃的，经常给我们送（当然是双向互动），着实让人感动。1983年7月初，我到昌邑团县委报到，要求我五天后上班。第二天，我骑自行车180华里赶回片里已是下午3点多。有好多事须处理，我决定不进“片政府”，直接到各大队告个别。走到东斟灌大队时，支部书记李兰兆看我疲惫不堪，就说：“小侯，你先回去歇着，晚上我把他们请来，你辞行，我们送行，既热烈又高效”。结果九个大队的书记、队长都到了，而且是代表近万名乡亲。大家叙不完的同志情，道不完的兄弟谊，依依难舍，以酒表衷情。“我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有何德何能值得大家如此厚爱？”我感慨万千，成人后第一次泣不成声。群众真好，乡亲们真好，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还有干不成的事吗？

 

 

    离开留吕后，我先后在昌邑团县委和潍坊市委组织部工作。1988年1月至今，在纪检监察战线上，一干就是近20个春秋。

    纪检监察干部是党的忠诚卫士，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这些年来，我与我的领导和同事们，不辱使命，忘我工作，坚持原则，严格执纪执法，默默奉献，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坚持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为严肃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

    应该说，纪检监察岗位的20个年头，是我一生中最充实、最丰富、最有成效的时光，我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倾注于此，自己也逐步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每一位纪检监察干部都为自己的奉献和成果而自豪和骄傲。由于工作性质使然，许多事情宜做不宜说。就谈点特殊感受吧。

    令人高兴的事。当经过艰苦努力，通过改革机制和体制，使公共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制约，行政行为健康高效有序运行，从源头上根治腐败问题发生时，是最有成就感、最令人高兴的事。因为这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创新的成果，意义重大。

    令人欣慰的事。通过工作，如经专项监督检查或治理，面上存在的问题或不正之风得到有效纠正，挽回经济损失或产生良好社会影响，改善了党和政府形象，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许，自己也会感到成功的喜悦。经过艰苦努力，查清案件事实，避免干部犯更大的错误，或者犯错误的同志能够诚心认识并认真改正错误，自己也会从更高层次上感受与人为善的快乐。特别是看到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组织时，你会感悟到组织更应正确看待犯错误的同志。1996年，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在收缴农村集资提留工作中，因作风粗暴，造成严重后果。我带调查组查清了事实，边调查边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使他认识到错误的性质和危害，最后给予他撤职处分。两年后偶然到基层单位调研，发现他已担任了这个单位的副职。回想当年他仍表示感激组织上挽救了他。吃饭时他当众举杯说：“侯局长，当年我是‘主犯’，你是‘主办’，今日相逢，再表谢意！”我确实很感动，也很欣慰。一个基层干部，有这样的胸怀和境界，能不令人产生深深的敬意吗？

    令人酸楚的事。自己的老同学、老同事、亲朋好友犯错误，自己经手查处，无论是遇到他深深地忏悔、羞愧的目光、求助的言词或误解、讽嘲甚至恶语相向，都会感到无比的酸楚和深深的震憾。

    令人心烦的事。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执法执纪部门无论查处个人或单位的违纪违法问题，几乎都有人说情。说情人不是同事、同乡、同学、亲友，就是同事的同事、同乡的同乡、同学的同学、亲友的亲友，甚至是上级领导。这些说情者，有的是与当事人关系密切，真心为其开脱；有的受人之托，说说心安。本来工作千头万绪，有时很棘手，心烦意乱。既要坚持原则，还要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说情人情况各异，不能板着脸一概轰走。有的需要严肃批评，有的需要讲清道理，表明爱莫能助，有的甚至还要对其受人之托表示理解，等等，不一而足，确实叫人头疼与无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