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自信何在

大学的宗旨
　　大学是做什么的？
　　现代哲学有一个流派，叫做现象学。现象学主张要认识事物、认识事物真理，就要“回到事物本身”，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事物就是大学——于是我们要“回到大学本身”。
　　在当今中国，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被遮蔽。大学起初就是为了学术研究和教学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就是大学的宗旨、核心和基础。大学的逻辑起点是学术，终点还是学术，至于各类得到教育的学生及其他们的学位，不过是体现这种宗旨的大学教育的必然产物。
　　西方大学在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几经变迁和改革，其中所产生的一些保障和促进学术发展的制度，不断发扬光大，从而演变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大学发展的早期，欧洲的一些大学就获得了一些明显的特权，这些特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制度，而具有一般性的意义，尽管它们通常是由教会或封建主授予和承认的。比如，1231年，当时的教皇谕令赋予巴黎大学以自治权——这可以说是欧洲大学自治权得到正式承认的历史开端。一般而言，早期大学具有的特权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内部自治的权利；
　 第二，自由讲学、游学的权利；
　 第三，独立审判权。大学自设法庭，教师和学生与外人发生法律纠纷时，不受城市法庭或教会法庭管辖，而由大学法庭审理；
　　第四，赋税与兵役的豁免权，它的主体不仅包括教师和学生，而且覆载职员校役人等；
　　第五，学位授予、讲演、罢教和迁校等的权利。
　　这样一些特权当然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但是它对于确立并保护大学的学术宗旨的意义，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那样一个实行宗教专制的时代，人身依附制度普遍施行的时代，对于一个社会组织来说，这样大的自由空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当然，从这些特权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大学及其学术活动所受到的外在威胁和干扰是什么。
　　在19世纪初出现的德国大学改革，以及作为这项改革的持久性成果洪堡大学两原则，造就了大学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这就是学术最终确立为大学的核心，而这也就是构成了现代大学“本身”的根本原则和宗旨。这两条原则可以简述如下：
　　第一，学术和教学自由原则。这条原则表明，教师有权自由决定研究的课题，采取自己认定的方法，自由地开设课程，大学允许不同的学派和流派存在。对学生而言，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想学习的课程，自由制订选课计划，自己决定学习多长时间；学生也有权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而既已取得的成绩或学分应当继续有效。
　　第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洪堡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追求真理，因此学术研究应当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教授应当从事研究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方法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学生不仅学习知识，而且更主要是掌握独立获得知识的方法，养成从事研究和探索的兴趣与习惯。
　　学术的核心地位就通过这样两条原则确立了起来。就此而论，第二原则比第一原则更为根本。第一原则是对第二原则基本精神的一种保障。
　　以这两条原则为信条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效法这个模式的德国其他大学，约在五六十年的时间内，就从原先比较落后的地位一跃而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大学。这里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洪堡大学原则在德国大学得到了贯彻，并有制度的保证。
　　在今天，大学又面临新的变革。大学新知识、新思想的成果促进了社会的巨大变化，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就是典型的例子，而社会的变迁同时又向大学提出新的要求。这样，一般来说，社会对大学变革的要求一直都是存在的。不过，当这种变革与大学内部的改革要求合而为一时，就会形成强大的改革潮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又一轮新的大学改革的潮流。改革的主调之一就是大学如何适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现代社会及其多种需要，于是，人们提出了大学的社会责任，要求走出大学的象牙之塔。这种改革的要求与实践，促使大学在制度、管理方式以及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中国大学却正朝一种相反的方向发展，反智主义甚嚣尘上，而在其极端时期，竟是将大学关门了事。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们也只是处在不断的恢复之中。不过，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开放与发展，它们也在仿照西方模式，主要是美国模式进行正规化的改革，同时在规模和数量上面也出现了迅速的增长。到最近，这种变革在外在方面、在形式上似乎在接近这种大学改革的潮流。然而，由于尚未在中国完全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基本原则和宗旨曾经遭到彻底的摧毁，而在后来的大学重建过程中，这些原则和宗旨却始终受到一定程度的禁止。这样，当西方大学的改革被介绍到国内时，人们所注意的、所能理解的仅仅是其外在的现象，仅仅是结果性的东西，而最重要的东西、作为核心的东西却几乎被人忽略掉了，或者被人着意排斥掉了。
　　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颇大的《走出象牙塔》，作者博克曾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在此书中专门讨论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问题。但是，他强调大学在对社会问题作出反应时都必须尊重大学本身的重大关切，诸如“学术自由权利的维护，高学术水平的维持，学术事业免受外界的干涉”等等，因为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这些价值观念是大学使命的核心之所在，而大学赖以生存的根据就是它的学术目标。
　　另一本最近出版而很受好评的著作是2000年出版的《21世纪的大学》，作者是密歇根大学校长杜德斯达。他认为，大学——他说的主要是美国的大学——因为社会已经发展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面临巨大的挑战，从而正处在一个关键性变革的关头。《21世纪的大学》要反省大学的过去，尤其是想要构想21世纪的大学。然而，这位美国大学校长与上面提到的他那位同行一样，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无论过去还是未来，学术始终就是大学立身的根本。因此，改革的一个基本点就是，“通过学术研究不断产生新知识”，而这正是大学的生命力量所在。在这本专门谈论大学面临重大挑战以及21世纪大学构想的著作里面，令人惊醒、促人反思的是如下一段话：“我们必须坚信，大学教育更深层次的目标虽历经千年却从未改变、从未消失，因为它的意义至关重要。大学扩展并发掘了人类的潜力，使人类的智慧与文化代代相传，并创造出了影响未来的知识。”大学改革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地保留这些更深层次的目标，保留这些被时间检验过的价值与传统。
　　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是基于学术，从而也就是基于创造新知识和新思想这个根本的宗旨。由于大学的这个根本目的，它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社会效用。于是，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可以将学术称为大学的核心价值，而由此产生出来的其他效用被称为大学的外围价值。大学核心价值自然也包括本来意义上的教育，后者旨在通过学术与知识来开发人的智力和道德能力。核心价值是一切其他大学功用之源，而大学的其他社会功能或效用则是流。如果排除了这个核心价值，那么大学的其他社会功能或者说副产品，就完全可以由其他机构来替代和产生。比如文凭就完全可以由印刷公司一类的机构来制作和签发。以“走出象牙之塔”为例，大学依然必须是象牙之塔，只是塔内与塔外必须是交通的；而不是像我们这里有些人所乐意做的那样，拆了象牙塔，把大学变成了一个商贸市场。
　　由此，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当代西方世界大学改革的主旨在于改善学术活动进行的方式，而重点在于大学的组织方式与活动方式，后者包括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从而更加有利于新知识、新思想的产生；或者更为一般地说，建立更加适合于人们智力创造得以发挥的环境以及以其核心价值为基础的教育的普遍化和终身化的体系。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对于大学至关重要的观念，在中国，许多有权有力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而有更多的人是根本不想去理解的。于是，当我们再回到这一部分开头的问题，即“大学是做什么的？”或者大学本身是什么？那么，诸位很可以到互联网、图书馆去查一查，看一看那些对此具有权力负有责任的人是怎么说的。然后，你们同样就会领会到，中国大学为什么没有自信。而我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大学的核心价值不能在大学确保它的中心地位，那么，中国大学缺乏自信的状况就会永远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