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大环境等因素的不断变迁，大学生的心理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学生心理问题的客观隐蔽性和理性隐瞒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客观隐蔽性主要源于诱发心理问题的原因越来越多元，且逐渐呈现融合状态；理性隐瞒性指的是学生及家长基于自身所谓利益的考虑刻意隐瞒心理问题的行为。无论是客观隐蔽性还是理性隐瞒性都给辅导员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如果我们的意识没能及时转变，则很可能因错判诱因或转移注意力，使得工作陷入被动。

当然，尽管心理问题的特征已然异动，但我们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根本原则仍是“爱与责任”，只不过需要大家“多一点爱与责任”。从我这自身而言，“多一点爱与责任”的关键在于三个抓手：一是细心观察，二是多动两条腿，三是多说一句话。

首先，细心观察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能够从学生异常举动的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有一次，一个学生来找我请假，我观察到他的神情躲躲闪闪，给出的请假理由含糊不清，我一下敏感起来，判断里面必有隐情。在我的接连追问下，他告知我自己家里存在心理疾病遗传史，而且有家庭成员因此走了极端。我当时听完他的陈述，既心疼又感动，心疼他在如此复杂家庭中保有的坚强，感动他勇敢地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最终，我准了他的假。等请假结束，我找到他询问家里的情况，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轻松，而且之后他还会主动参与志愿者活动，我猜想小孩可能觉得自己小心翼翼的脆弱被善意对待了，于是他终于可以放下包袱，去做一个无所畏惧的学生了。

其次，多动两条腿要求我们多主动地走向学生，走的多了也就走进学生“心理”了。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去教室查看学生到课率，刚巧碰到个迟到的学生，我询问他迟到的原因，他告知我下课后会主动找我说明。下课后他来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医院开具的抑郁、焦虑诊断证明。他告诉我诊断是前一天自己到医院做的，医生给他开了药，并且要求每周复查。因为我之前接触过同类患者，所以我知道他们的饮食和睡眠也是极差的，在对他的追问中得到验证。我想着既然他失眠那么严重也来上课，而且能够主动地把诊断证明给我看，说明他具有寻求帮助的意识，暂时不会走极端。于是，我把情况汇报给主管领导后，迅速安排学生干部关注他的日常动态，一有异常第一时间告知我。

过了一周，他再次找到我，把在其他医院出具的最新诊断证明给我，说是他父亲带他去做的，诊断证明上显示一切正常，但同时他反馈睡眠、饮食仍旧不佳。我一听，想着仅仅一周的时间就从重度焦虑、抑郁转变成一切正常，这从常理而言几乎不可能，因此判断里面存在理性隐瞒情况，而且我能频繁看到他深夜两三点发睡不着的朋友圈。所以，我们对他的关注没有任何松懈，每周都会找他谈话。在谈到未来打算的时候，他告诉我想去当兵。我意识到这对他而言可能是个转机，于是我详细讲解了征兵入伍的流程，他也积极准备着，身体各方面状况非常稳定。

最后，多说一句话既是叮嘱关爱，可能也是学生在无助时的最后一线希望。每次在开班会的时候，我都会在结束前多说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感到任何不开心了，可以来找我聊聊。后来果真有人来了，而且带着绝望来的。那个学生主动联系我说：“老师，我能找你聊聊吗？”我迫不及待地回复：“可以啊，我在办公室等到你为止。”他来了之后，一下子就崩溃大哭起来，接着就断断续续说自己不想上学，是被家里逼的，自己在这里一点都不开心，再待下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自己也不敢和家长说。我竭尽所能安抚好他的情绪，答应他会和他家长进行深入沟通。

于是我联系到他母亲告知他孩子的情况，聊了很久很久，他母亲也哭了，他母亲希望他读完继续深造，这样才能在社会立足。我很理解家长的心情，但是当小孩不健康了，那些又有什么用呢？再后来，他母亲和他心平气和地进行了沟通，思虑再三办理了退学手续。临走前，他母亲反复对我说感谢，可能她也真正意识到其实健康平安对小孩而言是最重要的。可能有人会说退学都算不上解决问题，对于学生来说会是终身遗憾，但你得看留下是不是会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是且退学是他所期望的，那么离开可能是当下最好的解决办法，或者可以说是唯一的求生办法。

综上所述，三段工作经历都看似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我时常在想如果那天我没有那么细心地观察、没有去教室查看到课率、没有经常跟同学们说有事找我聊，结果会是怎样？也许一切如常，又或许一切不一样，但我始终相信偶然性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久久为功的结果。近期，我再次翻阅了个体心理学之父阿德勒的经典著作《自卑与超越》，里面有一句话与大家共勉：个人化的意义其实毫无意义，只有在沟通交流中产生的有效意义，才是真正的意义。回归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是如此，个人的冥思苦想毫无意义，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走近学生，引导他们多与周遭的美好事物沟通交流，找到属于自己的有效意义，这也就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真正意义。

（编辑：任乐乐）